如对德隆系、中科创业等内幕操纵，处罚得无关痛痒，伤害的则是广大中小投资者。
冶方固然有为我开脱之意，不过他心理明白，明白人也都看得出，假如仅仅为了批判杨坚白，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有人反对，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也主张闯关，就是闯通货膨胀之关，我是坚决反对的。
猪屎猪尿都得收拾，不分白天黑夜。1958年12月跟随孙冶方到布拉格，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桁林】您会不会有压力？您的观点得罪了许多人，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不快，引起一些人反感。人口和大批辎重物资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重庆，汉口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好像是纯理论，实际上它不是纯理论，很有现实针对性。
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一路西迁，很快地，汉口也保不住了，又迁往四川。于是，我找徐毓枬商量，征求他的意见。批判与反批判从来就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种思潮的和平共处并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如同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
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一切都市场化，把中国改革笼统地叫做市场化改革。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杨：最近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开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歪曲和篡改了恩格斯的原意，竟然说恩格斯也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5）政府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准确就是正确把握基本路线的科学内涵，不能加以曲解。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他把民主二字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向我们党推荐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反复把他们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改来改去？苏东剧变以后，又把50年代起改称民主社会主义颠倒回来，改成社会民主主义，以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
他们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奋斗追求的目标制度，放弃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满足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点滴改良。与我们党坚持的改革主线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条改革主线，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在社会党人自己已经不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情况下，谢韬还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荐给中国共产党，要求实行，岂不令人笑掉大牙。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猖狂发作，是不是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有关？ 刘：是有关系。
假如把转轨限制在国家行政计划指令为主转向市场调节为主，还说得过去。（4）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你从某些刊物连篇累腆地介绍和吹捧民主社会主义，介绍和吹捧瑞典经验，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要在中国改革中打出这个旗号了。果然不错，谢韬先生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勇敢地在《炎黄春秋》推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港报），想要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和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上改弦更张。
（2）市场经济，这里没有讲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前提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性质了。他从外国端来的一套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东西，除了福利保障制度这一点，因为别的模式没有突出提出来，我们后面将有所论述外，其余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与他国内同行推出的先行模式大体一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再论述。
我在2005年7•15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就讲了这点。学原著，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什么，有助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给理论骗子有空可钻。
一忽儿又不得不提一下公有制为主体和基本经济制度，言不由衷，逻辑混乱，前后不一贯。我倒觉得，以我党权威之尊严，犯不着理会这样一个变更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提出来的不像样子的主张。于是我想，第一，这是谢先生无中生有，对我们党政领导的污蔑。新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吸收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好的东西，排除了它的不好的东西。有些人把中国改革和苏东剧变等量齐观，如最近有人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客气一点说，这是谢先生说漏了嘴。
那我们靠什么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改革，这些年不是瞎摸了吗？不是的。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整体。
近两年我写的一些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我这样看，有关领导部门也这样看）的文章，某些媒体，包括我们自己党政机关办的媒体，不愿发也不敢发我的文章，生怕沾上了反对改革的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理解只要能赚钱就是发展，或者仅仅追求GDP的增长就是发展，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有些人任意歪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86年9月 28日就说过：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对于前者，经验不足，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前进道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杨：照您的分析，正确的改革方向很清楚。那怎么会出现清楚的正确改革方向？ 刘：邓小平是说过这句话，这是在改革的初期说的。
对于后者，要睁开火眼金睛，加以识别，认真排除。就连他自己举的例子，废止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来说，这项政策还有关键性的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限制，怎么能说这项政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倒是谢先生讲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句话连同他讲的现在我国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就把他的真实意思凸显出来了。
好像是想把中国共产党逼到非表态不可的地步。可见，邓小平预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的顽强性，不可轻视。
所以，在实行多样化的方针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的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强调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经济学上说，就是现代化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
这是与公有经济为主体相呼应的。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这不是可以任意杜撰的，也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必须有所根据。我感谢另外一些媒体和网络的信任，使我有了说话的地方。不知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一个官方机构的刊物几次引用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现在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60多种。另一些人辩解说他们不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认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同．这就应了我在过去文章中讲的，有些人只讲市场化改革，不讲社会主义。
直到1993年9月，他还特别强调不能改变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作者：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杨承训 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5期） 进入 刘国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社会主义 。
邓小平的预见不是无的放矢。要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说话机会，或者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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